哈爾濱來的女人

走進辦公室的是一個長得很高的女人。

她不能說是很美。

「你好，我姓張，張愛玲的張。」女人伸出像鋼琴家的手來給我握，很細長耀眼：「法新社的嚴先生介紹的。」

嚴先生是新聞界中被尊重的長者，不太輕易為一個陌生女子做這種事，為了她，嚴先生率先親自來電話，而這個女人以名作家的姓和自己拉在一起，表示愛看書，初次見面，第一句話就想留深刻的印象給對方。

「請坐。」我客氣地。

女人身穿一件Leonard的薄綢衣服，但沒有該廠的典型妖艷的花紋，只選最不搶眼的黑白短裙，露出修長的小腿。

「妳和嚴先生是怎麼認識的？」我當然要摸清兩人的關係，但在我還沒問出口時，她已經——

「嚴先生來巴黎開報業大會時，我做過他的翻譯。」接著她說：「法國住了三年，法文還是不太靈光，我在紐約也工作了兩年，是當時裝模特兒。」

靜的也行，動的也行，真厲害。

「鞏俐和我是同班同學。」她說：「我想來香港試試，要是做不成演員，我想當導演。在巴黎大學，我學的是編導。波蘭斯基在我們學校教過，費里尼是我們的主任教授。」

波蘭斯基給美國趕出來後一直住在法國，在大學教課有可能，但費里尼已逝世，死前也沒聽過他要去法國教書，這點不對。

看到我的眉毛翹起了一邊，她說：「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將大學畢業文憑傳真過來給你看看。」

我陪笑。

「呀，」她說：「香港人可真複雜，沒那麼容易信任別人。歐洲人就比較熱心，尤其是西班牙人，他們每天就是Amour Amour地，無時無刻地戀愛。」

是的，我也知道西班牙人不錯。

「我們大陸更糟糕。」

她終於說出了她的出處，與我猜想的相同。

「像我這麼一個單身從哈爾濱來的女人，要出國，可真不容易。」她說：「我千方百計，才弄到一張玻里維亞的護照，現在我甚麼地方都能去，這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人可以阻止我。」

大陸的這些女人，實在令人嘆為觀止。

「我將我在外國這麼多年來的生活經驗，寫成了一個劇本。這種戲比較有生意眼，一個女人在外國的掙扎，觀眾一定愛看。」

未必吧，我心想。

她似乎看到我的猜疑，即刻說：「其實我真正想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那段事跡，這個故事背景太偉大了，我想告訴世人，一個女子無親無故，是怎樣地捱下來的，當年的生活，是多麼地悲慘！能夠生存，一定有過人之處，戲拍出來一定賣錢。」

我正要說已經沒有人愛看文化大革命的事時。

她說：「我知道，也許這種題材已經有人拍過，或者過時。還是我剛才講的第一故事有把握，我們可以加很多床上戲。像她去求人時，是怎麼給人家佔便宜的部份，有情慾的鏡頭，是很自然的。」

一個藉藉無名，又沒有演戲經驗的演員，即使脫衣服，也不一定有人買票。「劇本在我酒店。」她媚著眼：「你可以到我房間研究研究。」

我清了喉嚨，但沒有跟她走的意思。

忽然，她發作起來：「你們男人都是沒有良心的！」

這跟有沒有良心有甚麼關係？

不等我出聲，她喋喋不休地：「你們只會利用我的身體，在大陸那些高級幹部也是一樣，在巴黎公寓的包租公也是一樣，在紐約的餐廳老闆也是一樣。沒有一個人同情過我！你們都只有一個目的，那就是我的身體了！」

我沒有要你的身體呀！我的小姐，我站了起來，想下逐客令。

嗚，嗚，她哭了出來。

對付這種女人，只有打電話叫警衛，我伸手過去——她整個身體撲前，兩手按著電話筒。同時雙臂一挾，低領中胸前的兩團東西像要掉出來似地：「你就算可憐可憐我吧。給我一個機會，我再也不想回到洋人的社會。要給，也給自己人。您不肯來酒店，就在這裡好了，您要是怕，我可以……」

她張開了嘴巴。

我伸出手，向她摸去。

她閉上眼。

我撫摸她的頭髮，她靜了下來。大概是很久，已經沒有人摸過她的頭髮了。

將她由椅子上扶起，我送她出門口。

「您為我打一個電話，我就乖乖地走，您能答應我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您一定認識區丁平導演，你替我介紹一下。」

想起法新社的嚴先生，我明白了，無奈地點點頭。

她大喜，眼淚即刻停止，揚長而去。

關起門，舒了口氣，這時才發覺，從頭到尾，我只講過：「請坐」兩個字。下次學會連這兩個字也不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