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們在墨爾本挑選的外景地,是一個老工業區,從前的一些紡織工廠,現在改為高樓頂住宅和餐廳。其中一間,掛著「相機診所」的招牌。
哈,大城市都應該有這麼一間東西,提供服務於那些相機發狂人,要是老友曾希邦看見 了,一定很高興,他將與這間診所的人談照相機,樂死他了。
好不好走進去看看?想了想。總之想做的,不做就後悔,便去敲門。
開門的是一位老先生,圓臉,一副老實相,像年紀大了的查理•布朗。他穿著白色的醫生制服,圓領,左邊的肩上有三顆鈕扣。
我說明來意,想參觀一下。醫生的助手走出來,他是個香港人,大家的關係又親密了一層。
「我先帶你走一圈。」他誠懇地招呼。
我不客氣地跟著他到處看,有許多新的儀器,用來測量照相機的光圈、速度和焦點。
「要是正常的話,儀器錶上那三行,都應該指著零零零。」說完,他把一個相機對準,拍將起來,錶上指的是零點一四、零點六、零點一五,都不是零零零。
醫生抓抓頭:「怎麼那麼不準?不過,大部份相機都有點偏差的。」
「難修嗎?」我問。
「越新款的越難修。」他說:「甚麼都是電子控制的。一壞,整個電子板便要換掉,電子板大公司花很多錢設計,當然不能當普通零件賣,我們想以合理價錢為客人修,也沒辦法。」
這時候他的兒子走過來,是一位中年的查理•布朗,穿著男護士的制服,拿了一個相機去修。
整家診所分兩層,各三千呎,有十來個人埋頭工作,氣氛安詳得很。
我問醫生:「你們為不為專業攝影師設計他們的影樓?這倒是一筆大生意。」
他的答案令我汗顏:「我們這裡像一個大家庭,都是些志同道合的相機發燒友集中在一起,一有新相機就拆開來共同研究,樂得不得了。我也做過為人設計攝影棚,收入的確不錯,但是太花我們的時間了,設計影室的工作又不固定,我們在這裡一個螺絲一個螺絲地為客人修相機,始終是一種較為長遠性的職業。我和我兒子也談過,大家都認為收入少一點不要緊,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歡的,也就夠了。」
「你的助手是香港人,你也沒種族歧視吧。」我問。
他笑笑:「一有共同愛好,使是同一族人了。」
說得好,我也微笑。
「而且,」他說:「中國人給澳洲人的印象是聰明、勤力,都是做教授、做醫生的料子。」
「墨爾本的賭場中,擠的也都是中國人。」我說。
他點頭:「有好有壞,哪裡都一樣。」
「我們東方人相信子繼父業,想不到你們也一樣。」我望著中年查理•布朗說。
「誰不想把兒子當朋友呢。」他感嘆:「要是他和我有同一個嗜好,我們不是每天可以聊個不停。但是他是他,我是我,興趣一樣,見解還是不同的。年輕人總有一份固執,我認為他在走錯路,正要糾正他的時候,忽然,我一想,也許他是對的呢?所以我又不出聲了。我沒有教他甚麼,我也不敢說我有資格教他,我只是把我的失敗,當成笑話地講給他聽,入不入耳是他的事,至少他笑了出來。能有一個兒子在身邊是好的,我猜,這是運氣問題,不是每一個都像我那麼幸運。硬硬來是不行的,只有愚蠢的人才會逼著兒子承繼他們的事業。」
換個話題,我問他說:「修理相機就修理相機,為甚麼要穿著這醫生袍?」他又笑了:「給初來的顧客有一個好的印象罷了。做我這一行,最大的樂趣還是交朋友。這麼多年來,有那麼多的相機發燒友拿他們心愛的東西來給我修,他們滿意了,請我吃餐飯,我又回請他們,關係是堅固和長久的。
「他們的相機是甚麼狀態下拿來的?」
「有的都是子彈洞。」他說。
「子彈洞?當戰地記者的?」
「不,這個人和一班朋友去打獵,買了一頂新帽子。他要去小便,怕太陽曬著相機,便把帽子蓋著它。他的朋友走過來,看見那頂新帽子,大家說新的不好看,決定將它弄舊一點,大家便對著帽子開了幾槍。」
「那有沒有得修?」我問。
「當然沒救啦。」他說:「不過我曾經把一個砸得稀爛的相機修好。等這位顧客來拿相機時,我問他:到底是甚麼原因才把相機弄成這個樣子。他解釋:『我在郊外,看見一條大蟒蛇向我爬過來,我手無寸鐵,就這麼拿起相機來打牠。』他說完拿起相機對著桌子示範,我正要阻止他,但已來不及,碰的一聲,他把我修得好好的相機又砸爛了。」
